搬不走的乡愁（下）

顾亚华

▲文革前顾家楼“天主堂

七、因为约定明日搬家，妻子这两天忙得也够累了。翻箱倒柜，倾箧解囊，衣衫鞋袜，衾枕被毯，都要一一查看一遍。凡能穿的，得重新折叠整齐，分别放进临时准备的纸箱里。还要编上号码，写上名字，以便到了新居，一眼就能在一大堆物件中找到。

正叫是“富有富的时髦，穷有穷的味道”。我们家贫苦到了我这一代，虽然还只能称穷，但味道倒也比上几代浓得多了。世代一些不值钱的物件，居然也称得上丰富多彩。即便是一家人穿的四季衣衫，花了两三天还没能整理出一个头绪。

女儿念及妈妈弯腰曲背辛苦劳累，便特意请了年休假，早出晚归地从浦西徐汇区赶回娘家。母女俩边整理拾掇，边呢喃细语，倒也其情融融。偶尔也会起一点“争执”，多半是为了旧衣裤的舍弃和保留。

有几条20多年前穿过的裤子，虽留有补钉，但针线工整，贴布匀称，穿上身也不比那些七颠八倒拼搭而成的现代时装逊色多少。可贵之处在于这些旧裤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些布料，还是妻子当年“跑马捉落空”亲手编织的土布，有些还是五十年前饥寒交困时期我母亲的杰作。男耕女织，农耕人的特征。穷苦农民更是把全部生活需求用品的制作，寄托于自己的双手。自做自用，其味道更非一般。男人出门在外，从他的鞋头脚面是否光鲜，便能猜出家中主妇有多少能耐。我的妻子是解放以后长大的新人了，比起我母亲来是显然不成比数，需要婆婆的长期呵护赐教。母亲也不嫌其烦，没几年就带出了一位能织善纺的高徒。现在睹物思人，一向敬重婆婆的妻子，哪能一下割舍这藏在旧衣旧衫里的感情？看得出她是多么想永久珍藏这份感情，哪怕是以后真的不穿了，也得把它们留着。

妻子又想起了七十年代初的那个黄昏，母亲抱着五、六匹沉沉的土布走进我的卧室，笑靥微露地对我妻子说：“大妹（她管大媳妇叫大妹），这几段布你藏着，有的可制被单，有的可缝衣衫……”不知怎的，我妻子未及等她说完，便“呜——”的一声哭了出来：“姆妈——”，眼泪象断线珍珠滚落下来，弄得我母亲丈二和尚模不着脑。可我是明白的，一位临嫁之前失去母爱，因而几乎没有嫁衣陪嫁的新娘，此刻受到另一位母爱的溶溶暖意，还能关得住那两潭泪泉吗？哪知道到了这年深秋，母亲竟一病不起，几段土布便成了她亲手送给我们的诀别礼，其纪念之意义，何其深刻？之后每当我穿起用她送来的土布缝制成的衣衫，总会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蓝天，想从传说中的天国，寻找母亲的身影。然而，斯人已逝，除了悠悠飞过的朵朵白云，忠实地带走我的一片片思念之外，我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好在直到今天，我的卧床上依旧铺着母亲生前给我留下的土布被单，使我仍然夜夜躺卧在“母亲的怀抱”里。我想如果换上那种印有蝶戏牡丹，鸳鸯戏水，龙凤相帧之类图案的“洋布”被单，躺在上面的我，还会有沉醉在温馨母爱里的感觉吗？

女儿的解释也是不错的。一旦这次搬出了老宅，以后的动迁新居不会再象老宅那样宽敞。别说这些破衣烂衫，就是那些既破旧又没有故事的老傢俱，也不会有空余的平方米给你安放的。上万元一平米的新居，搁置几件不值几斤柴爿钱的傢具，不啻是脑子浸水，神经麻痹。更何况新居总得有些新意，它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无论你对这些老旧傢俱抱有千丝万缕的不舍之情，也难逃被时代利剑斩断的命运。民谚说：“东场搬到西场，蚀脱三年饭粮。”时代的更替，消费观念的急剧转换，总会加速事物消亡的进程。这是“神力”所至，没有计划，没有预警，是天时、地理、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无人可以阻挡，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逆转。要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这几十年中你听过谁家如此利索地拔剑割袍，义无反顾地向“祖宗遗物”开刀？几十年的物荒时代，曾使我们那怕在路上拾到一枚钉子，也会如获珍宝似的闪过一丝惊喜。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被镶上了“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出现了又一个伟人，因为遇上又一个几十年的风调雨顺，中国真的象老人家期望的那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娇”了。物质的丰富，以及消费的速度，是否能用八月十八的钱塘江大潮来比喻？当它汹涌澎湃，轰隆隆往同一个方向奔去时，江边的观潮者，谁人能够不接受它？谁人能够阻拦它？不过，如此疯狂的消费，对比六、七十年代贫穷愚昧、无费可消的情景，算不算是回弹过正的报复，算不算暴殄天物呢？

女儿是有经验的，她年纪虽轻，却经历过三次搬家。先是结婚在农村，居室之大，也算得上天宽地广。然而工作在浦西，女婿家的婚房形同虚设。一俟单位安排了“鸳鸯楼”，便兴冲冲地搬家进城。谁知真的动起来手来，便顿生无穷烦恼，结婚时从娘家搬去的一大堆物件，虽然也件件有些故事，此刻也难免成了累赘，便一件件都被筛选掉了。然后是两次搬家，依然是开心而又揪心，及至省吃俭用买下两居室新房，便彻底“摧枯拉朽”闹了一场革命。搬家的经验，那种欣喜中的阵痛，女儿记忆犹新，这次轮到娘家千载难逢的动迁，她便自然成为物件筛选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了。

昨天上午，娘儿俩从那只老旧的木箱底里，翻出了七、八双布鞋，于是全都被愣住了。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为我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一双都揭示着母亲疼惜儿子的殷殷慈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啊，这其中的一双是在她临近七十岁时为我做的。也许那时的她，手劲已远不如前，致使这双鞋看起来有些不太细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是成家立业。脚上鞋袜，妻子早已从母亲手里接班，为何她还要如此执著，时不时地为我殚精毕力地缝制布鞋呢？我记起了母亲对我说过的话，她说那是外婆对她说的“儿子穿着娘做的鞋，永远不会走远，就算走远了，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母亲希望我一直穿她做的鞋，她最怕我一不小心“走远”了，以致不认识“回家”的路。虽然我仅仅只是她的养子，几十年相濡以沫，情感至深我是明明白白的。

我对女儿说，保留着吧，我得收藏奶奶的心。都说乡愁搬不走，我却总得想法搬走一些，因为它们对于我太重要了，是护身符，不可须臾或缺呀！

八、

▲顾家楼“

老宅最不能令我忘怀的，也许是栽在宅址东北角的那片竹林了。

南宋诗人苏东坡，曾为后人留下卷轶浩繁的诗篇和文集，其中有一首七律《初到黄州》，里边有一对偶句云：“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多少年来，我一旦有机会从报刊杂志上读到它，总会情不自禁地掩卷遐思一番。多美的诗句啊！百读不厌。读着它，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安吉竹海；仿佛手捧一碗刚刚出锅的鲜笋蛋汤。那种沁脾入肺的清香，是没有一种其它的芳香可以比及的。也许我连“对竹题诗”的资格都没有，但我对竹子的热爱，绝对不会比子瞻先生逊色的。

我爱竹，是为了居竹。也是苏先生说的嘛，“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确，对于一个种田农民来说，与竹子之间关系之密切，虽搜肠刮肚，恐难尽表。假如你走出我的老宅，要不了一里路，就会遇见一方或大或小的竹园。浦东的种田人，常常会因有那么一方竹园而自慰、自豪，因而尽量会在自家的宅基上栽几枝竹苗。“王家大竹园”，“张家大竹园”等这些叫起来气势不同凡响的名称，常常会成为路人识别方向、衡量远近的地标。哪怕这个“王家大竹园”的主人其实并不那么富足，但凭着这个大竹园，这王家的子子孙孙，似乎都会像竹子那样个个都能挺起腰杆子的。至于那些确实有些“家当”的殷实人家，哪是万万缺不得一方竹园的。

竹子，上可以架屋，下可以作席，屋檐下的墙面四周，配上竹子编成的“护壁笆”，不仅能阻挡风雨对墙面的侵蚀，还可以防止盗贼挖掘壁洞、入室作案。更有“一条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篱笆扎扎紧，野狗钻不进”的谚语，这桩呀，笆呀，哪一样不是竹子之杰作？古代有用竹片做的书简，现代有取竹子纤维造的纸张，还有竹片与树脂胶合而成的地板。而这林林总总，只不过是从大处罗列而已。

我从小就爱上竹子，那是我从宅上那位叫“伯伯”的那里见识的。“伯伯”家那方竹园，虽然称不上大，也算是有点气势的。风一吹它弯弯腰，雨一来它沙沙响。那密密层层的竹枝和竹叶，有时候像飞天青龙，有时候如蹁跹舞凤。远看近瞧，皆露仙风。大热天突入其中，立马像一口气喝下一瓶冰镇汽水那样通体透凉，让人暑气顿消。

“伯伯”家的篮、筐、笾、筛，扁担畚箕，分明全是用竹子做的。那囤粮用的栈条、翻晒用的拉耙，还有锄头柄、铁鎝柄、晾衣竹、晾衣架，乃至床板桌椅，扫帚扶梯，无一不是竹器的家属。由此看来，庄稼人一旦离开了竹子，其衣食住行将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当然，我所以常去“伯伯”家的原因，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得到“伯伯”给的新鲜竹笋。一年四季有竹笋？对！这可是家无竹园的人无法知道的秘密事儿。

我家那方竹园，成林较晚。那是用“伯伯”亲自挖了送来的一枝连着“竹桥”的母竹种的。一年成活，两年生根，三年出笋，从“单丁独子”到“子孙满堂”，少说也有二、三十年吧？这些年，“伯伯”家有的那些竹器，似乎一件不少都搬进了我的家里。它是随着我女儿和儿子一起长大的，浓密的遮荫，让我的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个赤日炎炎的暑假，以至至今一见竹园，我还似乎听得见他们朗朗的读书声。不过如此漫长的日子，自然也少不了对它在成林中的精心呵护。除了培土施肥，剔去劣竹、清除园杂外，还要特别留神虫害对新生竹的侵害。

画竹大师郑板桥题诗曰，“新竹高于母竹枝，全仗老干来扶持。”这似乎只说了一半。如果挺任虫害疯狂肆虐，那末,任凭“老干”如何“望子成龙”，那一株株稚嫩的新竹，要不了多少时日就会蔫下去的。

有一种名叫“臭蛾”的甲虫，也许是竹林最大的天敌了。它嘴上生有长长的针刺，可以轻而易举地刺进娇嫩的竹体，除贪婪地吮吸汁水之外，还会将卵产在新竹上刚刚脱卸去笋箬的竹节内。这支受到侵害的新竹，无论出土时多么茁壮有力，却从此进入生命的逆转，再也无力蓬勃向上，去穿透上方茂密的枝叶，因而也就得不到阳光的照射，雨露的浇灌，最终枯死在百竹之中。

“臭蛾”其貌不扬，其臭无比。它还长有与笋箬同样的颜色，很难寻找。如果你徒手捏死它，便可粘上一手臭气味，即便几经洗涤，亦难除尽。为了庇护那些新竹，每当五、六月间，我几乎每天清晨，都要入园觅捕。虽然无数次地从蛾口夺回了无数支新竹的生命，依然每年还会有枯死的新竹出现，令我无比的怅然和感叹。竹子与“臭蛾”，或许也是自然界生态中的一链。由于人类的介入，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未免要被破坏，甚至变得十分残酷，但我只能选择袒护竹子。

未曾料到的是，这次动迁搬家，竹园竟会先我而消失。个中滋味，非常情所能领受。一个月之前，我与征地方正式签约，眼前的“竹园”，就成了一家人最大的心病。这竹林连片生长，你连着我，我连着你，不但不能搬迁，也没地方可搬。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做起了“大好人”。我让老婆先挑了几根竹龄较长的留作自用外，其余的也只好来一个“对外开放”。宅亲们闻讯前来讨竹，你一支，我一根，开始我还帮着他们砍伐，可突然间一缕缕悲情涌上心头，弄得我居然再无半点力气。我只能对乡亲们说：“你们想要就自个儿砍吧”，便回头不再顾问了。我怕被人笑话，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抹了把没有形容词的泪……

“先孕亮节出土前，犹抱虚心入云中。狂飊卷时可弯腰，斜雨泼过仍从容。”这自勉的拙句，曾鼓舞了我的一生，但现在再好的诗情画意，只能留在我的笔记本里。现实的景象是：无论新竹母竹，皆已荡然无存。而在这场历史性大动迁中，消失的绝不会只是我老宅这块竹园。

呵，中国的农民，也许是最懂得什么叫自力更生的，无论经历何种苦难，似乎都没有向国家伸手的习惯。他们可以为寸土杯水而相互争吵，然而他们又是最能够在国家需要时贡献自己的一切，尽管他们的心肌也会疼痛。须要商榷的是这种对“政情”近乎麻木的表现，究竟是可喜可贺、可圈可点，还是可叹可悲、可怜可悯？

九、一阵寒意，从面前大香樟树的树枝间挤出，迎面向我扑来。毕竟已是深秋时分，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拉了拉披在身上的外衣。过三更了吧！预报天明的那一组“七簇星”，已隐隐在东方出现。等到它爬上大香樟树的树梢，天就应该亮了。

房间里的“三五牌”台钟，传出两声清脆的报时声。哦，它也没有入睡，依然稳稳地安坐在那只红漆梳妆台上，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职责。要在平时，我几乎已经快要淡忘它的来龙去脉，可今天，它似乎在用这报时声提醒我，为我温故：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为了这日夜思慕、时刻向往的“三五牌”，我老婆忙里偷闲、诚惶诚恐搞起了“小自由”，偷偷养了十几只鸡鸭。终于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了，我的心里充满着憧憬和期待。也是在这样一个半夜刚过的时分，头戴草帽、身穿粗布短衣的我，把五只正待报晓的大公鸡和四只快要下蛋的新母鸡，悄无声息地塞进了麻袋里，装上自行车，摸黑颠簸，骑向远在黄浦江边的洋泾镇。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个没人管的“自由市场”，买主都是附近大工厂的工人，因而可以卖个好价钱。谁知这天前来赶市的卖鸡人特别多，直到中午散市，我才卖掉了四只。我只得收起摊子，走出市场，沿着黄浦江逶迤向西，再一路南折，穿遍了其昌栈、陆家嘴、东昌路、塘桥的“小弄堂”，公开而又隐蔽地寻找买主。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鸡是卖完了，但不可避免地落进了一个旧巢：“拗卖私盐不值钱”。为了及早脱手回家，也顾不得买主的苛刻杀价，以致最终卖得的钱，竟还不够买一只台钟。还是搭上了老婆的几元绣花钱，才算买回来这只梦寐以求的台钟。

台钟是买回来了，欣喜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这是老宅的功劳，是我结婚以后第一件用夫妻俩的汗水换来的“家当”啊！它清晰地记录下了我这“下放教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又一个苦涩片段。

然而历史的脚步，也许总是要在艰难困苦中行进的。只有撞击，才会迸溅出理想的火花。这台苦苦拼搏得来的台钟，不仅为我空荡荡的卧室添上了一件“时髦”的摆设，时时给我以“满足”的享受，而且还给了我一种深深的启示。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次“小自由”，我好像突然能看懂，周围好多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个不小的疑问：这样的清苦、这样的贫穷，难道就是我们为之矢志追求的“社会主义”吗？因为是个农民，所以就只配这样永生永世地抱着苦难活下去吗？我的思想在骚动，有点不安份。在最近解密的小平同志莫斯科留学档案里，有一段小平同志当时摘抄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了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元素的经济主动权，允许私人积累，同时还让他们在客观上服务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经济。我们可以向农民说：“富起来吧，积累财富，发展你们的经济！只有蠢人才会说穷人是应该一直存在的，我们应该去追随能够消灭贫困的政策。”

我想，所有那些雄踞在理论顶峰的所谓“主义”，如果不能改变穷人的命运，又有什么普遍意义呢？这位前苏联《真理报》主编，曾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全面实行农业集体化，推行新经济政策，而被赶出政治局，还在次年被处决。但年轻的小平同志，却对此理论情有所钟，予以摘抄，至少说明他对无视农民、小生产者主动权的全面集体化已经早存质疑。

只可惜那个年代，还轮不到小平同志一展抱负。

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是发话了，“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办些小工厂。”呵！这可真是一条值得亿万农民伏地叩谢的伟大指示啊！不妨试想一下，要是没有这样一条“启明星”似的指导思想，我们的大地，会有后来像雨后春笋那样冒出来的“社队企业”吗？会有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称号吗？

我有幸率先卷入了澎湃的春潮，而我的老宅，居然也为春潮的澎湃献出了它的所有。

年的10月1日，是共和国的二十大庆。刚被“狂风恶浪”洗劫过的神州大地，似乎出现了片刻的安静。这天下午，我正在田头干活，猛抬起头，见一条三十多米长的偌大标语，悬挂在四只硕大的氢气球下，从上海人民广场起飞，现正腾云驾雾向我飞来。在它的后下方，追随着一群企图截获它的人群。很显然，他们不是朝着标语上书写的鲜红大字，而是看中了大字背后那条长长的布幅。由于一条小河的阻隔，这些人只能在河的对岸“望球兴叹”，只能悻悻地眼看着我轻而易举地将它捕获。我想这一条标语，要在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去追赶堵截吗？那只不过是一块用化纤稀稀松松织成的、如同窗纱似的纱布而已。

晚上，两位平时比较合得来的村友，闻讯登门，讨要气球。我分了他们一人一只，让他们分享了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在这个晚上，我和两位村友策划起举办“小工厂”的“大计划”来。

这是需要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领导批准的。别以为“老人家”发了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还有不少抓耳挠腮需要观察一下风向的，甚至还有比“老人家”更“老人家”的当政者呢？幸运的是当时那位教师出身的党委书记还算开明，他对我甩下了两句话，一句是:“我也分不清这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想搞就搞吧！但得多留点儿神，别引火烧了自己的身子。”第二句说：“可以用‘大队办厂的名义，但不能花集体的钱，暂时得自己想办法筹钱。如果办出成效，可以凭单据向集体报销。”书记的指示，应该说是态度明白，条理清楚，可是执行起来，着实烫手。如此一穷二白的村庄，一穷二白的人群，我还能到哪儿去筹钱？

一连几天的踌躇不定，我终于狠狠地咬了咬牙，决定卖掉养在老宅后壁脚临时猪舍里的两只生猪。不料这主意遭到了老婆的反对：“这猪才养到一半大，正在长皮长膘的时候，现在就把它们卖掉，你这不是笑话？”我承认，这在别人看来，确实不可思议，几乎从头傻到脚后跟了。可我办厂心切，几经“拉锯”，老婆还是拗不过我，勉强同意了：“我不管，反正这家是你当的！”我知道这一招如果失败，等着我的一定是身败名裂的人生，在劫难逃的家庭，更何况还有那令人“望而生畏”、时时刻刻都可以澄清万里玉宇的“金箍棒”呢！

十、

前两年晚上看电视，正好撞上一部令我感慨万千的电视连续剧，叫《感动生命》。片首曲里有这样一段歌词十分凄美，也催人奋发，不妨摘引几句：

“人生索求难尽数，茫茫人海结缘渡，风雨满心路。敞开心扉听倾诉，心潮逐浪千百束，只把真心祝……朝华瞬，光阴速，笑容却在回眸处……”也许这歌词中表述的，正是我当时决定“卖猪办厂”的真实心态。

再大的风险也要冒，哪怕“风雨满心路”。我不是个无头无脑、乱踩乱闯的人，却并不惧怕一次次亲力亲为，去种植“人生试验田”，哪怕回眸之处并不一定是笑容。夫妻俩毅然决然地把两只“半大猪”装上了人力车，送进了县副食品公司设在当地的收购站屠宰场。一路上心路的崎岖，赛过不平的村路。

一叠生猪收购款，从屠宰场会计室窗外严密的木栅栏中留出的小孔里塞了出来。我用双手把它接过来，抖抖索索地数了数，一共是87元5角，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这是我将用来为集体创办“小工厂”而必须自备的全部资本。

作为对比吧！在我写这篇文字的前几天，看到了解放日报刊载的一条消息，大意是市政府为鼓励大学生创业，为每个获得批准的项目，给予20万元创业贷款。从自备资金办“集体工厂”，到国家拨款办“私营企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是“私助公”和“公助私”的转换。多好的时代，多好的市长啊！只可惜“茫茫人海”，蹉跎岁月，我没能结上这个缘份。

就这样，我怀揣这87元5角钱，骑着“老坦克”闯进了浦西南京路。一连几个星期，握过了五金建材、医疗、劳防、电器、服装等十几个行业批发部经办人的手，寻找给我这家“手无寸铁”的小工厂能够生产的项目或产品。终于在福州路上的医疗器械批发部，接到了生产一种叫做“烧杯夹”的产品业务。作为“小工厂”开业的第一份合同，虽然合同金额不到2万元，已足够可以作为振我精神，刺激我神经的兴奋剂。当天夜里，我在睡眠中竟也露出了八颗前牙。

“烧杯夹”，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制造起来不是难事。作为原料用的旧铁皮，可到废品收购站去挑，至于工具，只须备一把鎯头，一把大铁剪，一块厚铁板。“叮叮当当”做成的毛件，运往协作单位电镀厂镀上锌或铜，原来铁锈斑剥的东西，马上就银光闪亮，熠熠生辉。小小的产品，却透着工业生产的神奇。我们从这简单的产品开始，逐步发展，做成了更高级的“烧瓶夹”和“并联电炉”。甚至受金山涤纶厂的委托制成了科技含量较高的“自动控温防爆安全电炉。”填补了国家空白，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为金山石化总厂，以公平价格引进日本设备，扫除了障碍。涤纶厂的老总告诉我，以前因为国内无人生产这种电炉，日本人开出买一台三千美元的高价。而我们做的电炉，买给他们只要三百元人民币。当我将做好的电炉送到金山时，这位老总的眼里闪出了惊奇的目光。这以后，上海化工研究院、医院的实验室，和全国各大煤矿的矿用电炉，都用上了我们“小工厂”的产品。这一年，单电炉这个产品的工业产值达到了三十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三百万元。

▲“烧杯夹”“自动控温防爆安全电炉”

也许已没人再提起，“小工厂”第一个产品“烧杯夹”，还是在我老宅的“柴间”里做成的。当初“小工厂”是办起来了，可是到哪里去寻厂房呢？我只得在自己的“柴间”里腾出几个平方做车间，原料和产品只得堆在自家的“壁脚”上，盖上一层稻草。过了半年多，大队支部书记受到“小工厂”不错的发展形势所鼓舞，千方百计在“大队养鸭场”旁边，挤出了两间“烂尾房”，从此“小工厂”算是有了自己的“厂房”。

呵，老宅！它帮我迈出了种植这又一块“人生试验田”的第一步，孕育了二十年后成为南汇县第一个“亿元村”的“村办工业”萌芽。我也因此成为南汇县第三个率先创办“小工厂”的带头人。此情此景，我怎么能轻易忘怀呢？

“当!”三五牌台钟，又一次敲响了。大概又过去半个小时了吧！背后的房门，“呀”的一声开了，这声音有点嘶哑。是老婆起来了，她轻蹑地走到我的身后：“怎么，不想睡了？”我凄然地低声回答：“睡不着呀！”

为了这“小工厂”，老婆也没少受罪。那两头猪被卖掉，也许是她最揪心的事。要是能再长三个月，卖个多元，应该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是她打算明年在我儿子出生时花费的。可现在已经提前变卖，钱，也被移作它用。她若再望一眼屋后那间已经空荡荡的猪舍，所能看到的，一定是越长越大的绝望，越长越多的担心和惊恐。

那几个月，我天天往上海市区出差，按规定可以在将来“小工厂成熟”后每天报销三角四分餐费。但为了天天有三角五分一包“前门牌”香烟用于打交道，我总会省下餐费自带伙食。于是，老婆天天为我准备一盒子冷饭，并塞进几条萝卜干，或是一撮咸菜。好在那时，市区的茶摊特别多，每到中午了，我就随便找一个茶摊，花二分钱买杯热开水，往冷饭里一倒，伏在旁边墙脚下，快速地吞咽下去。还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碰上熟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惊喜，打开饭盒子看到的，是一只黄橙橙、香喷喷的荷包蛋。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西东。”也许这话，只是指那些心怀别意、同床异梦的夫妻。在我老婆的身上，却从来没有反映过。我是个多灾多难的男人，虽常常“背负十字架”前行，却有位守望相助、夫唱妇随的妻子。也许，这是天意。

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过了二十年，我这老宅的小楼里，又生下了“私营企业”的第一个婴儿，它哭着闹着，我奔着走着……

十一、

“我多么想呼吸乡野的花草和泥土散发的芬芳，让我和我的诗风，一如既往地穿过乡间小路。然而命运之神的纠缠，注定要我继续匍匐在这城市的身躯上。”这是一位由农村迁居城市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的心迹。

是啊！老宅所在的乡野，坐拥在乡野的老宅，总是那么协调、那么和谐、那么舒坦地共生共辉，令古今名人虽身居庙堂或宫闱，却依然无法忘却。

欧阳修说：“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河畔青芜堤上柳，独立小楼风满袖”。唐伯虎记录下了乡野的雪:“一片一片又一片，二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陆游手执柱杖西村行，看到的是“四邻蛙声已阁阁，两岸柳色争青青，荠花如雪又烂漫，百草红紫哪知名，小鱼谁取置道侧，细柳穿颊危将烹。”如此饱含乡情乡风的美辞，俯拾皆是。

由于时代的“变迁”，我这农民必须得从这有着百余年历史和文化的老宅搬迁，并改变农民为“居民”，去学着匍匐在城市的身躯上，真有点百味难辨，百憾难陈。

至少，我不能再到楼畔小河里去寻找“美味”了。就说我眼底下那座“水桥”，那是用七块方正宽厚的大石板磊砌而成的七级亲水码头，也有着百余年历史，不亚于朱家角古镇放生桥下的放生码头。我似乎看到了每天清晨都要围着这水桥转的那一群群鸭子；密密麻麻穿插游动在水桥边河面上争食的“川条鱼”、“玉士郎”，它们都是被前来用水的宅民，在此淘米、洗刷给引来的。多么的生态、多么的自然。

尤其是每年春天，当河东田野里的油菜花撒下一地黄金，紫云英才露出一脸羞红，“塘鳢鱼”也就孵上滩了。这种个头不过二两、形似黑鱼的淡水鱼鲜，是浦东地区极负盛名的。它与松江那边十分名贵的“四腮鲈”相似，只是少了一片腮。它肉质鲜嫩，骨刺很少，因而老少喜食。传说尼克松、西哈努克访华时，上海锦江饭店的大厨们，用它的“面孔肉”烹制成“雪菜豆瓣汤”，用来招待这些国宾，声誉极佳。也难怪，这一碗被谦称的“豆瓣”汤，得用上成百条“塘鳢鱼”的“面孔肉”作为“豆瓣”，想想也是有点奢侈的。

“塘鳢鱼”孵上滩，是为了产卵，也为宅民们提供了极好的捕食机会。因为水桥下常年浸泡在水中的那几块石板顶部，往往是“塘里鱼”理想的排卵胜地。成千上万颗鱼卵，厚厚实实、密密层层地粘附在石板顶面，老鱼们守候在此，严密地坚守防护着它们，直到小鱼们破卵出壳。这时候，你只要徒手弯臂伸进石板下，用食指或中指摸一下那摊鱼卵，就会受到老鱼的攻击，一口咬住你的手指，而你只要顺势用拇指轻轻一按，与被咬住的食指形成钳势，就能捉住它，成为你鲜美的盘中餐了。

捕捉“塘鳢鱼”的方法还有几种：有用两张弯曲的瓦片对合，扎成吊笼，一只只悬挂在村边小木桥下面，那些用毛竹做成的桥脚上。清早去巡捕时，你只要迅速地将吊笼提出水面，里面就会有“踢踢蹋蹋”活蹦乱跳的“塘鳢鱼”；也有用鱼钩穿上蚯蚓，找些有碎砖块、碎瓦片的浅滩垂钓捕捉的；还有夜晚一手拿个手电筒，一手拿把小鱼叉，到河边直接把它们叉上岸的。

“塘鳢鱼”原本繁殖速度较快，年年捕捉，年年很多。只是几十年来的工业化，忽视了环境的保护，使河道变浑、变臭，这些小精灵，竟渐渐地与我们越离越远。所幸的是领导们早已发现这种疏忽，这几年下大力气予以整治，水慢慢变清了。我想，只要这宅边的小河还能存在下去，“小精灵”们会回来的。尤其是我这老宅消失后，取而代之的生态园，如果不偏离主题，哪该是它们理想的家园了。当然，到那时人们还该不该捕捉它们，这是以后的话题了。

大自然慷慨地护佑着在兹念兹的老宅主人们。只要他们手勤脚俭，自然之神总是让他们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她会委托春姑娘送上一把荠菜、一扎韭菜、一堆“香椿头”，既是宅民必须的新鲜蔬菜，又是可以固本培元，补脾益胃的生命补品。三月的笋，八月的菱，麦熟时的“脆麻花”，腊月里的芝麻糖，还有浦东山歌《逢熟吃熟》里唱的：“早燕竹笋炖腌鲜，草头摊粞装尺盆，新芦叶粽子角叉叉，荠菜圆子肉馄饨。”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是不需要付一分钱的。大自然总是围绕人类无休止的需要，在创造。但以后迁入高楼的宅民们，将不会再得到大自然这些无偿的恩赐，将彻底匍匐在城市的身躯上，花钱买下自己需要的一切。随着越来越多离土农民的进城居住，势必突显越来越多需要政府统筹甚至于包揽的供需和社会矛盾。我们的城市，真的已经都准备好了吗？

我非常有感于我在职时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过的话：“人类是在不断地进步，却似乎也在不断地退步，只是进步总是大于退步而已。有时候，在一瞬间发生的行为，例如一句气话，一次震怒，一丝嫉妒，一声责骂，一个疏忽，一项决定，说不定会让你或是与你相关联的人，一辈子为它买单”。为此，我们是非常值得“慎之又慎”地去对待我们将要发生的那“一瞬间”的。“一瞬间”或许会贻误半个世纪。

当我看到现在无处不在取名“农家乐”“农家欢”“农家派”的小饭店时，总会想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那么喜欢和留恋“农家”，是否可以为动迁农民，也设计几个“农意浓浓”的农庄式动迁基地呢？何必一定要让农民去体会水泥森林里那“上上下下的享受”呢？不过，也许这也是我这平头百姓“一瞬间”的念头，也该慎之又慎的。

十二、

老宅，其实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我的老宅不仅仅是那两间小楼，而是应该包括整个“顾家楼”的。大宅含着小宅，小宅靠着大宅。虽然在顾氏宗室内，我的“顾”，只是旁支，但同样呼吸着“顾家楼”的大气。随顾家楼一起走过那不同的历史时代，领受着那不同时代的悲欢。

▲顾家楼“母心堂”钟楼

顾家楼曾经是个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自然村宅，代代注重读书。老一代宅民说话和气，相处和谐，不会随便骂人，更无偷骗诓诈。处人处事，显得十分绅士，很有礼貌。在前几代人中，几乎每一代都有大学生，只是没出过“秀才”“举人”之类罢了。解放前就医院当主任医生、护士长，以及在著名学堂如“徐汇公学”等当教师的。也有在国民党政府当参议员和乡长、保长等政治差使的。解放后出现的大学生更多，而且都有所作为，不甘人后。毕业于上海神学院的原上海市天主教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顾梅青，便是其中一例。他是我一弄之隔的邻居，管他叫“阿哥”，连我的名字也是他起的，说是“圣经”上记载的上帝之名“耶和华”的谐音。这些素质很好的顾家楼的精英，无疑在潜移默化地不断提升着老宅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档次。一个不过十五亩地面积的村宅，工农学士商，行行出人出彩，在浦东地区也许并不多见。

从建国前后的宅容宅貌来看，顾家楼也许还不及四周那些老佃户演变成的富家大户。所谓“十埭九庭心”的豪族，要是在解放初期，不须走出我所在的康桥镇，便能见到一、二。而顾家楼的房舍气势，那是很难与他们作攀比的。号称顾家楼的老楼房面积，还不及我那两间小楼那么大，其余都是平房。那为何这顾家楼久久盛名不衰呢？我的判断，应该是老宅文化质量的关系了。在顾家楼优异文化质量的构成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元素，便是西欧人文思想的介入。

我记得国内有位“人类史”专家表述过：“不可否认，宗教思想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进步，是原始人类走出无知愚昧极为关键的一步。”依此类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陆续从境外传入的佛教文化，基督文化和其它神学文化，以及与之俱来的西方文明，是否也对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起着一定的催化作用呢？或者至少动摇一下它的根基呢？仔细打开顾家楼的“文化宝盒”窥视一下，上述这言论，也许并不虚妄。

两百多年前，一位叫“黎培里”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不辞万里，悄悄来到中国，在北京皇城一侧建起了天主教堂。以后向四周扩散，建到了上海，也建到了浦东顾家楼这个人口不满二百的小村宅。这位传教士，曾不无自豪地说：“法兰西的坚船大炮轰不开中国的大门，我用十字架轻轻一拨，门就开了。”也许他这话，原本是为了说明宗教的神圣和神奇，不像侵疆掠土的战争那样邪恶，以致于人们容易接受。但还是在以后引发了社会学界两种诠释：一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为幌子侵略了中国；二是中国人自觉接受了“上帝拯救世人”的宗教学说，进而接受了天主教。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诠释与人类进化史研究者的观点有点不谋而合。但我以为也不能否定前一种诠释，因为在近代中国，确实也出现了外国传教士歪曲教义教规，对抗新生红色政权的反共举动。作为具有天主教教会至高无上神权的梵蒂冈教皇“本笃十六世”，至今依然拒绝承认中国政府颁布的宗教政策，坚持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且不顾爱国爱教这一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不承认有着十三亿人民的中国，以及有着几百万教徒的中国天主教。我不禁要问：梵蒂冈那个天主教，不允许它的教徒热爱自己的国家，那还算是真正教义发扬下的天主教吗？

▲顾家楼“母心堂”院内

从“顾家楼”走出去的顾梅青先生，便是率先带领上海乃至全国天主教徒，与梵蒂冈教皇进行坚决搏斗的爱国教徒和英勇斗士。是值得老宅的后人们和地方政府领导郑重考虑，将来是否可以为他树碑立传，为他建造塑像的。

梵蒂冈也不想想，中国人民自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开始，九十多年来，内铲军阀，外驱列强，百余计保疆护土的大小战争，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还在乎你一个小小不满半个平方公里的畸型国度吗？任何宗教，一旦被某个反动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就会背离原先的教义，成为叛逆；任何神职人员，一旦被私利所蒙蔽，被“红尘”所羁绊，就不能普渡众生，不能再代表各自的教别发言，无论僧人、尼姑、道士、神父。

现存的顾家楼天主教堂，依然不屈不挠，以爱国爱教的正义形象，以接受爱国教徒真心祷告的谦恭姿态，屹立在我这老宅的土地上。为我的老宅增添了一种特别的域外风情。

十三、

像是被什么人一竿揭去了蒙在东方天顶的夜幕，让黎明一下子毫无顾忌地跳了出来。一轮红日，也还是那样不甘落后地跃出了地平线。万道霞光，将我满脑子灰蒙蒙的思绪，霎时染成了彩色。我忽然感到，纵然是换了一天，早晨依然是十分美好的，新宅也一定会十分诱人的。

噢，我想起来了，我应该找一个坚固一点的盒子，把那台三五牌台钟放进去，别让过几个小时就要来的搬场公司卡车给震坏了。它如同我这老宅的心脏，曾经波澜不惊、平平稳稳地跳动了四十多个年头。等会儿把它带进新的住所，一定还会恪尽职守，不知疲倦地跳动下去。它律动着我的生命，代表着老宅的风情，也必定会在新宅里不断唤醒我对老宅的记忆，同时呵护着“新宅”，与它一起慢慢地变老。

永别了，顾家楼！作为一个老宅的名称，从此你就要整体消失了。今后，顾家楼三字将唯一作为那座天主教堂的定语，出现在人们的视角里。因为这教堂暂不动迁，将继续接受日、月、星辰的勾划。或许因为它，还可以附带把顾家楼的历史，写进年。

8年2月脱稿

▲文革前顾家楼“母心堂”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