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杂志为友

张伯海

对某一事物濡染过甚而成性，称作上瘾。上瘾并非皆坏事，如棋瘾、球瘾、戏瘾等。读杂志也能成瘾，只要不读坏杂志，它更是促人成长的好事。

在这方面我有数十年的切身体会。

少年时代生活情景，许多已逐渐淡忘了，但读杂志之趣却清晰地存在脑际。每当急匆匆地完成作业之后，从母亲的储物罐里偷抓一把花生米，躲到不被干扰的角落，摊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五颜六色的杂志，边嚼边读，其乐也，蚀骨融心。

当时（年前）的杂志，技术上虽不及现在进步，内容却算得精彩。自己读得挺杂，记得有《中学生》《青青电影》《春秋》《西风》等，和一些只看图就大体可懂的外国画报。印象最深的是《旅行杂志》，因为嗜爱旅游的父亲常年订阅它。对一个生活在小城市的少年来说，这些杂志使自己眼睛生了翅膀，心灵通了天窗，超越身边有限的天地，触摸到丰富多彩的广阔世界。

回忆起来，自己当时所接触到的杂志，大体上是干净的。除了心灵启迪、精神愉悦和丰富知识见闻外，顶多是增加一些街巷琐闻、明星情变之类的茶余饭后无聊的谈资。

随着年龄增长，读杂志的兴致更浓，要求也越高。大学时期最爱读的有《人民文学》《收获》《诗刊》等五六十年代的知名杂志，把它们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高级滋养品。每当这些杂志到来时，几乎都带着一种焚香净手捧过来恭恭敬敬读的心情，仔细地咂摸品味。自己的审美活动常被这些杂志调动得无以抑制，精神进入净化升华、由感性至理性的境界。追寻这些往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见自己青年时代心灵成熟的步步足迹。还有一些杂志，如《大众电影》《戏剧报》《漫画》等内容较为轻松的，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精神快餐，往往还不到出版时间就盘算着再有几天可以看到新的一期。拿到手后，不仅津津有味地读，还常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杂志上的画页挑选出来贴满宿舍墙头。由于电影、戏剧演员的美人头像居多，往往招人侧目。我虽知这种“生活情调”不太见容于当时的环境，也只好听之任之，实在不舍得把这些杂志给自己生活中增添的情趣和色彩抹掉。

六七十年代在大学和出版社从业的一段时间里，我竟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到图书馆去查阅杂志，包括各种政治色彩、各种文化流派的杂志，以寻找和积累工作所需要的资料。借此机会，我真想把图书馆杂志库底朝天地翻个遍，因此当然遭到管理员的不少白眼。去得多的是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当时这两个馆里收藏的从清末到年之间的杂志最齐全。那时年轻，读起杂志来真有点如狼似虎，从开馆坐到闭馆，午餐就是几个烧饼，当然不是干吞，馆里备有开水。每当自己最后一个从正在闭馆的大门走出时，两只眼睛总是累得干涩生痛，像许多根针扎上去一样。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室外耀眼的光线。那几年里最大收获是翻阅到数百种旧杂志，其中一些纸质泛黄变脆，已是善本珍品，这使自己大体上摸清了中国期刊发展的轮廓。只能说是轮廓，因为没有可能对数量浩瀚的杂志篇篇细读。收获当然还有，比如，通过这些杂志，使我对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文化发展，获得多侧面的立体认识，不仅知识丰富了许多，思想方法也成熟了许多。又如，我有机会从杂志里发现那么多人类智慧的精英，使自己似梦方觉，领略到世界之大，文化之大，心里逐渐领悟了学无极点，在学海里真应该皓首穷经。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文化环境较为封闭，但是对外国杂志的引进仍受到一定重视。科学技术杂志最多，在各大图书馆里借阅相当方便；社会科学杂志方面，东欧各国的最容易看到，我自己便从邮局订阅了俄文版的《苏联银幕》。西方国家的杂志，只要工作所需，一般可以持介绍信向图书馆借阅。我当时主要借阅的是文化艺术杂志。每当图书馆运送书刊的流转车履带声传来时，站在借书台前的我就不禁心头雀跃，因为它送来了外面世界。我学过的外语有几种，可惜都不算过关，读外文杂志相当困难，顶多连猜带蒙地看懂一少半，但即使如此，这些杂志还是使我多多少少地呼吸到了六七十年代世界向着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气息，特别是知道了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现象和饶有趣味的消息。从海明威因多病痛苦自杀，到萨尔瓦多·达利变化无常的性格和绘画创作，我从中得知的尽管是点点滴滴的信息，但它一定程度地维持了我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十分需要的开阔视野、开放的心态。

进入“文革”阶段，读杂志成为不可企望的享受。图书馆封闭了，自己积存的旧杂志藏到床底下，像《苏联银幕》这样的文化“舶来品”则只好投进烧“四旧”的火堆。在当时社会大震动的环境下，起初对此倒也木然，但日久天长，杂志瘾难免又犯。我终于有了解决办法，一是掏出床底下的杂志，悄悄地重看，不仅自己看，还借给周围的朋友看，这些翻烂了边角的旧杂志成为大家精神生活中的绿洲；一是翻看当时大量出现的《造反有理》《斗私批修》之类的小刊小报，其主要内容都是“揪走资派”“抓叛徒”“批黑线人物”之类，倘将那些故作大嗓门的夸躁言词淘去，往往可以发现一些耐人琢磨的历史材料。比如当时为了认定瞿秋白是“叛徒”，一些小刊上把许多真的、假的和以往极难见到的材料抖搂出来。我过去虽常读瞿秋白的作品，但这时才努力用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的办法理清了大量资料，因而对瞿秋白在社会活动、著述方面的贡献，以及他所经历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曲折复杂的心灵历程，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70年代后半期，中国发生大转折。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百业时，杂志事业也迅即复苏、怒放。短短十来年里，品类发展到近种，年印数上升到总计近20亿册。读杂志逢上如此解渴的年成，与“文革”时相比，真恍如隔世。如今每当自己走进期刊市场，都感到眼花缭乱，那心情就像孩童走进货色充足的糖果店一样。低劣制品自然有，令人气愤的非法制品也不少，但应该说，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杂志办得是踏实的，质量上力求精进。这些杂志在内容方面四平八稳、泛泛而论少了，贴近读者和现实，有针对性、创意新颖的文章增多了；在外观上常见的老面孔少了，从画面设计、版式、开本以及印制上力求争奇斗妍，给人以新花色应接不暇、期刊面貌日日新的舒畅之感。每当读到这些杂志，我在得到满足感的同时，也从中体会到杂志从业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于杂志这样一种充分表现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具有魅力的精神事业充满挚爱，进行执著不懈地追求。

因工作需要，出过几趟国，这使自己在读杂志方面眼界渐为开阔。每至异域，我最感兴趣的是观察那里的杂志。浏览过许多陈列杂志的书店、商店、书报亭和古旧书瘫，参观过一些知名杂志社，访问过个别杂志业代表人物。这一切留给我的总印象是：杂志在他们那里正在成为传播事业中的强项，五色缤纷，所在皆是；这项事业活跃于时代前端之同时，它本身从观念、技巧、信息传播、提供服务及广告发行等方面，也在不断地随着时代更新变化，显得勃勃有生气。他们的杂志中自然也有不少芜秽之品，太过分的大都装在塑料袋里出售，摆在不显眼的地方，很少发现有人问津。我去过香港，那里杂志数量虽不及内地，现象却更为五花八门。一些办得严肃的杂志经过多年实践，都自成个性，保持质量，其经营情况虽不甚了然，但看来大都能在传播界、学术界、文化界立住脚跟。至于娱乐性、趣味性的杂志，除少数保持一定品位外，多数显得千篇一律，令人读多了会有起腻之感，念及当地的经济、文化环境，对此无可多论。我未去过台湾，但读过台湾杂志，其中的精品从杂志作为文化产品角度看，制作得雍容、雅致、新颖、精细，几乎无可挑剔。当然，乏善可陈的无聊杂志也有。今年初春，我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的一家规模较大的中文书店里观察了足足一个小时，那里的杂志柜台上放着清一色的港台产品，在一个多小时内，只见有人买走几本时政性的杂志，花花绿绿的消遣娱乐杂志则未见有人翻动过。摞着那么厚厚的一堆，我担心最后会放到廉价处理书刊用的大纸筐里。

有了上述比照，我觉得我们的杂志一方面不可满足于已有的进步，要看到天外有天，寻找差距，再求精进；一方面要在观摩借鉴别人之时，注意摒弃其芜秽之处，不能拾了来糟踏自己。我曾同韩国杂志界的一位代表人物谈过中国杂志的印装质量，对方善意而坦率地指出：跟先进国家杂志比较，落后10年。这话听后分量甚重，但在我心中反弹力量也极强。我们要赶上，用尽快速度，我想。

近几年来，我就是在这样既兴奋又焦急（盼望我们的杂志快快长大），既满意又不足（我们的杂志毛病还很多）的复杂心情中，读着大量杂志。以眼前的这本《星光月刊》创刊号来说，由北京、香港携手创办，在国内尚属首家，是令人感兴趣的好项目，读过之后，觉得尚属初创，略显稚嫩。当今刊家林立，若想取胜实属不易。听说编辑部已总结经验，奋发蹈厉地准备在今后刊物中转变局面。相信这种努力会有好收获。

满都拉绘

我年纪渐长，读杂志的瘾头未衰。自己很少能在电视机前坐过一个小时，但是几本杂志一杯清茶（好闹胃病，花生米已少吃），以此在书案前一坐整个晚上，却是经常有的事。数十年间，沧海桑田，我从杂志中间不断观察这个变化，也从杂志中间不断学到如何适应这个变化。倘地球上一旦失去杂志这样东西，我会感到生命中出现难以承受的空白。

但有人确曾预言杂志可能趋于没落。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参观过以光盘出版的新型杂志。有声，有色，有文字，有图像，图像是动作的，因而称为“活杂志”。这次研讨会上议论不一，有人主张传统型杂志要做转向的准备，有人则认为新手段虽有发展前途，但永远代替不了传统手段。我总觉得因此紧张，恐是杞人之忧。看看今天杂志在世界传媒发展中仍显坚挺的势头，就会觉得，实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它今后命运沉浮去做预言式的判断和想象。正因此，我仍可实实在在地读杂志，自得其乐。

（原题《读杂志漫笔》，载《星光》年第二期，《期刊思考录》代后记

朗诵者张政法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