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尔·科特金

译者：王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5

丛书：城市译丛

内容介绍

乔尔·科特金以其神来之笔，从中石器时代到现代，对城市历史进行了一次扫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支柱。从这一点上来说，权威性将更具价值。作为都市学家，他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从远古中石器时代城郭的宗教根源入手，分析了古代印度和中国的集镇，并由此把我们引导到“正统城市”的雏形上；再进一步解说拜占廷和中东地区的城市乃至中国，到威尼斯及其后的城市商业帝国的崛起，再到后来的工业城市（从伦敦、芝加哥和东京到上海及底特律），直至今天的后工业化城市和城市郊区的现实。作者特别强调和重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城市探究。他以其敏锐的判断力解读了这些城市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

作者简介

乔尔·科特金，一位全球公认的世界经济和社会问题权威，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新美国基金会”驻洛杉矶地区的资深专家。他曾经担任《纽约时报》周日财富和经营版的专栏作家，目前他是《洛杉矶时报》周日评论版专栏作家，同时定期为《华盛顿邮报》、《公司》杂志、《美国企业》杂志及其它许多刊物撰写文章。在未来学、民族学和城市等研究领域受到各国广泛的 　　

但是，当年5月出版社把这部带着墨香的《全球城市史》（清样稿）转给我时，仍令我惊诧不已。这部纵论世界城市上下余年历史的新著竟不到20万字（英文），背封上几位名家的评论，却十分了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教授认为此书“观点新颖独到，令人折服，当与刘易斯·芒福德、彼得·霍尔、费尔南德·布代罗尔的论著并列于城市史研究书架”。休斯敦市长鲍勃·拉尼尔索性一言蔽之曰“对城市生活独到而睿智的阐释??堪称传世之作”。斯言如此，不禁令我诚惶诚恐。于是，我急不可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城市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在他的笔下，线索清晰可辨，内容繁简有致，思路见微知著。飞扬的文采，连珠式妙语，流水般行文，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著的艰深晦涩。阅读的过程，包括我后来翻译的过程，既是审美上的享受，也有思考的快慰。短短一百多页的文字，不啻于一次穿越城市时空隧道的奇妙旅行。

科特金以其神来之笔，把我们带入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别有意境的城市世界：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宗教中心，到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中心，伊斯兰世界城市，欧洲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再到后来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一直到今天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工业化城市。他发现，这个城市世界从发轫伊始，就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尽管它们可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当年“孤独的文明”阿兹蒂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城，与公元前数千年兴起的古巴比伦城同为上古城市文明的奇葩，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却具有惊人的相似特征。年前后当人们发现这一现象时曾轰动一时。那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科特金高度概括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基础，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所谓神圣（sacred），属宗教层面的概念，广义上也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此书开篇的标题就是“神圣的起源”。最早留下城市永久性印记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一度拥有25万人口的巴比伦，全称为“巴比－伊拉尼”（Babi-ilani），喻为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的“众神之门”。后来繁衍生息在此地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苏美尔人、罗马人也笃信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成为国教，其城市自然是宗教中心。

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的独特的、内生性城市进程，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尘世，都城不仅仅是世俗权力所在地，也是“中央王国”的中心，“居天下之中，礼也”观念的具体体现。它们履行着类似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等伊斯兰教圣地的功能，但是侧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穆斯林的圣地是宗教圣地，从伊斯兰历史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不再是政治权力所在地。伊斯兰文明所孕育的城市文化、宗教关怀体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万能的真主之间的合一。在伊斯兰城市的布局中，清真寺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但在中国，权力和神圣可以相互切换：皇帝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圣的地方。在遥远的美洲，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突出。北美的墨西哥、南美地区的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都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用一位美国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在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兴起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一致”的现象。

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仍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是某些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宗教，依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人们试图保持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有着深深眷恋，有着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科特金认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不可能保持长久。在谈到这一点时，他注意到，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中国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所谓安全（safe），界定是很清楚的，就是指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安全保障，包括安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安全对一所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一个城市不能给居住于此的人民以安全感，那它迟早会消失，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历史上屡见不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罗马的兴起就是安全方面的成功例子。罗马帝国通过对外征伐，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大帝国，并于公元2世纪时达于全盛，帝国范围庞大但联系畅达，“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欧洲的主要城市，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竞相效仿，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几乎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不安全而导致垮台的最典型例子也是罗马。

后来，在外敌数百年的骚扰下，罗马帝国不断收缩，到公元7世纪，实质上所有的罗马帝国大城市，从行省中心特里尔到德国边境地区的马赛，或被放弃，或变得毫无轻重，罗马人口也流失了十之八九。此后直至19世纪，欧洲再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市。

安全与宗教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拜占庭帝国广阔的城市基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就不会出现，反之亦然。作为欧洲的首要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6世纪曾兴盛一时，人口接近50万人，并且控制着从亚得里亚海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黑海到非洲之角的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特性远不如古典世界城市那样强烈，结果兴盛的基础不牢。

进入现代后，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仍有明显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圣路易斯及底特律等城市因此人口剧减，几十年未能恢复元气，纽约城也一度因为安全问题而严重影响其现代名城的形象。到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社会治安改善，犯罪率明显下降，这就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

年经历了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兴。不幸的是，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在发展中国家又浮出水面。20世纪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巨型城市，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更加恶化，对全球城市的安全构成最致命的直接威胁。“9·11”事件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

谢谢阅读

编辑：

责任编辑：

欢迎各位推荐历史类及相关方面的著作！

瑶湖读史：jxnuhistory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投稿邮箱：jxnu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