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嘉木

“悲情城市”——九份

　　年，后来成为台湾音乐教父的罗大佑，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里推出了《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台湾的命运——便像这歌词所叙说的那样——如同被放逐到茫茫太平洋上的飘萍，交杂着各种颜色、各种方向的风，却惟独失去了根。在台湾的“中国人”——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是一个辛酸的称谓。蒋介石退守台湾之际，曾立碑“勿忘在莒”，扬言要“反攻大陆”，然而多少年过去，面对和平的大势所趋和岛内的复杂局势，自身认同尚且面临危机的“流亡者”们，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也许是演绎这份离散之情的经典之作。基隆林家兄弟在乱世的悲剧境遇，以及在台湾人心中抹不去的“二·二八事件”的伤痛，都在其中呈现。而作为电影外景拍摄地的九份也由此驰名。九份位于新北市瑞芳区，日治时期因为盛产金矿而鼎盛一时，大批淘金者涌入，将这里的坑道挖得如蛛网般密不透风，曾有“小香港”和“亚洲金都”之称。然而我们到达九份的时候，这里早已脱去了旧日繁华的外衣。一行人登上金瓜石的黄金神社，只见荒废的基座和孤独的石头鸟居，曾见证日本的统治与“黄金山城”的繁荣。天风猎猎，世事沧桑，吹散了历史再也无法聚拢，而人来人往之地，喧嚣终究归于平静。财富与欲望枯竭之后的九份，终得以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

　　当然，闻名而至的旅人仍是不少的。在九份的盘山公路上，随处下车，便能钻进一条熙熙攘攘的巷子里，领略昔日山城繁华的余音。台湾小吃甚多，这里的巷子便是明证，芋圆、肉干、蚵仔煎一应俱全，不仅如此，在上上下下的坡道两边，也遍布许多颇有韵致的创意铺子，贩卖些古早的“台湾特色”，一瞬间将人带回到那个传说中的年代。于是好玩的，好看的，莫不齐全，在城中小巷游荡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眼福。偶尔撞见老戏院的院墙上民国风的壁画，或是电影镜头里熟悉的酒家之时，则似时空易位，充满了错愕感。

　　九份闲逛，也可以有别样的味道。比如偏离人群走上一条清静的小巷，在一草一木间寻访生活的辙印。九份民居多沿山而建，远眺近观景色俱佳。狭窄的小道两旁各是风格不一的小楼房，一路走下去，好像穿行在另一重天地。在一处简陋的别墅之处，我邂逅了一只白猫。暖暖的午后，她本来趴在石梯上晒太阳，另一只小伙伴也在附近张开手脚，躺在高处的阳台酣睡。淘气的“弟弟”、“妹妹”则与经过的游人们嬉耍，摆出各种姿势和镜头捉迷藏。我们路过时，猫咪方才懒洋洋地伸了下胳膊腿，回头一瞥，慵懒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

　　前些日子吴宇森大作《太平轮》上映——戏如何且不论，至少让那段特殊时期的乱世情愁重回华人世界的视野，而基隆港，作为国共内战后期用于国军眷属撤退的接站港口，也被迫来到了聚光灯的舞台中央。

　　有人把基隆比作北美的NewYorkHarbor，然而对于台湾的外省人而言，基隆却并不完全是新大陆的开端——毕竟，相对于扬起自由旌旗的雄心勃勃的美国人，台湾人却是以逃亡者的身份赶赴基隆的。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暴风骤雨的短暂终结，也是漂泊旅途的漫长开端。

　　如今的基隆依然是一座人口众多的热闹港口，亦不乏令游客心驰的景点，譬如让吃货垂涎三尺的庙口夜市，和西北方15公里左右的野柳地质公园。然而要一堵其人文意蕴，却不得不亲自走入这座城市的街巷里弄里探索。漫步于基隆的大街，会逐渐感受到它和临近的台北的迥异之处。

　　在市中心耸立着诸多西式风格的建筑，构成了一条带着浓郁怀旧气息的长廊景观。作为开放的港口，这里似乎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密切。最初在此地殖民的西班牙人，早在年便在今日基隆的和平岛（那时称社寮岛）修筑“圣萨尔瓦多城”，后来基隆则历经荷兰人、郑氏王朝、清王朝、日本人的统治。可以说，在台湾的历次易主中，基隆都首当其冲，这也使得港口以片瓦之地承载着数百年权力更替的腥风血雨，同时也留下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强烈印迹。夏日午后，任意徜徉在一字排开的小洋楼之间，颇有一种离了宝岛，重回天津卫的感受。于是想到年的八国联军，也正是从天津港登陆，一路烧杀劫掠，攻陷北京。近代中国的港口城市，在表面的繁荣背后，颇有同样不可告人的心酸郁结。

　　从基隆往内陆几个小时的车程，便可抵达台湾的心脏城市台北。如今的现代化和繁华景象早已掩盖了当年作为“化外之地”的偏僻与荒芜，在以铜钱为“图腾”的台北大厦附近，你会以为自己恍如身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腹地。车水马龙的罗斯福大街与热带树木相互掩映，灯红酒绿的夜店文化也使“暖风熏得游人醉”，在没有限行的台北街头，机车的咆哮声激发着市民雄心勃勃的荷尔蒙。可以说，台湾再无一座城市拥有如台北这般的自信与强力，就算在仅次于它的第二大城市高雄，也决计找不出台北东区一样的“花柳繁华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台湾人在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之后，在一系列的经济腾飞中，多少已经淡忘当年留下的历史疮疤。然而物质的富足却始终填不满灵魂的虚空，命运离散的残缺无法用摩天大楼来补齐，于是对当代的台湾人而言，“传统”一词对他们反更显得弥足珍贵，这就使得即便在台北这最为富庶的都市里，也还保留着足以令人抚今追昔的凭证——譬如台北故宫博物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断作大小两段，又在近代的历史风云中各自纷飞，前段《剩山图》陈于浙江，后段《无用师卷》藏于台北。年6月，两幅传世画卷于多年隔绝一水之间后，于台北“山水合璧”，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这样形容这一文化之盛事：“画是如此，人何以堪。”对于依旧天涯漂泊的中国人而言，不知听闻此语，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感慨了。（嘉木）

吹散的天风再难聚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