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大家眼中，癌症是治不了的绝症，“谈癌色变”。现在，随着医疗技术进步，癌症已经不是完全不可对付的敌人了。然而对于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还有很多人无法很好地享受到这些医疗技术的福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WHO全球消除宫颈癌专家组成员乔友林和我们分享《如何用医学与人工智能技术，让宫颈癌成为第一个被消除的癌症？》。

乔友林演讲视频：

以下为乔友林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叫乔友林，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我从事预防医学跟癌症的防控研究已经有40年了。

我的祖籍是太行山区的山西省上党地区沁县。当年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战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就在我们家乡一带活动，另外解放战争时期打响的第一枪，上党战役就在我们那里，老区的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父亲是抗大第五期分校的学员，随着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来到了成都，我也就出生在成都。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从小就想做一个英雄。怎么才能做英雄呢？当兵，打仗。和平时期也没什么仗可打，但是我就是想当兵。

在哪儿当兵呢？我父亲有个信念，他说我们从太行山已经到了四川了，走得已经够南了，得回北方老家去。我说，那好，我到北方去，到内蒙边疆去。

为什么想到内蒙去？

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偷偷地看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时候还是禁书——一共四卷，好长，晚上才有时间看，讲的是一个哥萨克骑兵勇敢打仗的故事。另外我还看了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讲的是内蒙大草原，非常美丽。所以我都想好了，去内蒙当兵，还要当骑兵。骑兵很威武，骑在高高的马上，拿着战刀，谁要来侵犯我们边疆就给他一刀。

结果，参军要体检，我从小就是近视眼，视力不合格，当不了内蒙兵了。当时正好在动员支援边疆建设（支边），要到云南边疆，我马上去报名。我心想这次支边没有眼睛的问题了，只要经得起政审就可以——我政审绝对没问题，根红苗正。报名要户口本，我就回去跟我父亲讲，没想到他死活不让我去，说要往北走，不能往南去。我说，北大荒不要我们四川青年。

我跟父亲闹意见，后来就离家出走。我父亲当时调到了重庆，我们家离解放碑不到两站地，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我只好在解放碑附近转圈。我妈妈发现孩子跑了，就发动全家，我的哥哥姐姐妹妹都上街找我。把我找回来后，我爸就妥协了，说好吧，你去报名吧，只要解放军要。

我特别高兴去报了名，跟同学说我要到云南西双版纳。结果，最后公布的名单却没有我，我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可能没有我呢？我就去找班主任和辅导员，他们让我去找校长。校长叫汪永宽，是一个老红军，让我回去问我爸——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爸一个电话，把我的支边梦也吹了。

去不了，没办法，那就继续读书呗。我在重庆29中长寿战备分校读高中，远离城市，体育课只能在湖里游泳。

有一次，一位同学溺水了，他是长江航运一个老船工的儿子，长得人高马大，当时16岁。我们体育老师组织抢救，喊：同学们，我们阶级兄弟就在湖里，咱们要去把他救上来。我想当英雄，所以我第一个冲出去，后来还有几个同学也去了。

我们潜水下去，体育老师拿着救生圈浮在水面上接应我们。后来，我是最后上来的，体育老师以为我捞到了，马上过来抓我。

“捞到了没有？”

“还没有，我喘口气。”

“你赶快下去。早一分钟把他捞起来，就能挽救我们阶级兄弟的生命。”

其实我在下面已经触到我的同学了。但是大家知道，人快淹死的时候，抓到什么都不会放，如果贸然去救很危险。所以我用脚探到我的同学，轻轻把他夹住，慢慢往上游，然后一个倒仰收腹把他浮出水面来。救上岸以后，我筋疲力尽，站都站不住，手也在抖，脚也在抖，十分后怕。

当地犁地的农民说，人被淹了以后，肚子吃水，把他放到水牛的背上，把水压出来就可以了——但其实根本就不是水的问题。他当时有脉搏，但是没有呼吸，我们医院送，但是很不幸，没有抢救过来。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当时我稍微懂一点点人工呼吸，我的同学不会死的。

所以我就想，应该去学医。

当时，高中毕业不能直接读大学，要先下乡，我下到涪陵垫江县。我觉得自己在学校读书是学霸，也想当英雄，只可惜没当上兵，下乡就得好好干。所以后来，我最大当了大队会计，是仅次于书记、大队长的大队第三把手。

这是有我的唯一一张照片，是重庆29中出席涪陵地区知青先进代表大会的留影。当时我挺自豪，我做知青也是一个好知青。

下乡结束后，有机会读大学了，我想学临床医学。当时重庆最好的学校是重庆医学院，所以我想报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但是最后把我调配到四川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院。

我最初没想过学公卫，但是老师说，临床只是给一个人看病，而公卫是给群体看病，将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学霸女同学也想学医，报了三个学医的志愿，最后上海交大把她挑走学高压电去了，也是阴差阳错的。

我去了四川医学院，毕业后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糖丸爷爷”顾方舟就曾是那里的老所长），后来又去了大连医学院，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每走一步，我都奔着最高的目标去。然后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也是预防研究部，一律都是公共卫生预防医学。

年，中国医院的领导董志伟到美国来招聘，我觉得自己学了十八般武艺，也练就了不败的金刚之身，特别希望有个舞台去比试比试，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招聘。

我全职回来，给了我很大的一顶帽子，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那个时候的名称，现在叫北京协和医学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结果我回来以后，启动基金只有1万块钱，甚至连一个笔记本电脑都买不了。而且，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预防医学里，最高水平就是本科生。所以我回来以后，就苦苦奋斗20年来打造预防医学。

我做的第一个癌症研究项目是云锡矿工肺癌。工会十大，云锡矿工代表向中央提出“关怀矿工的生命”。

早在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病床上看到云锡矿工的相关报道，就叫秘书打电话给我们的老院长李冰，告诉她一定要解决好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防治。所以，我们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一整套的矿工肺癌的研究。但是周总理去世以后，因为一系列原因，这件事情就有点被搁置了。

所以当工会十大再次提出云南锡工肺癌的事情，就得到特别关怀，列入了国家“六五”的攻关计划。我当时作为一个子课题的项目负责人，进行病因学研究。

云南个旧锡矿在我国西南边陲最靠近边界的地方，离越南非常近。我此前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曾看过爱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提到了云南个旧锡矿的很多矿工（包括童工）死于各种疾病。

这是我的第一个科研工作。

70年代，我所在科室设计和领导了我国癌症的一个死亡调查研究，发现了肿瘤高发区现象。我回来以后，就接着做食道癌的研究。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做得最好的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跟国外合作，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学习，跟国外有很多的合作关系。美国代表团到了林县，我们一起开展研究。后来，华盛顿邮报还专门为了这个研究出了一篇报道，发表在国际版的头版，题目是“手术室里的外交”，与“乒乓球外交”相呼应——推动两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来解决老百姓的疾苦问题。

林县的食管癌曾得到过毛主席的关心。当时林县人民有“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道不通，红旗渠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十年磨一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我们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了内镜筛查可以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我这个人大概也不太安分，其实做得已经很不错，可以歇两天了。但是不行，我还想挑战，还想做事情，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