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那座所有人都会散步的城市，我很少散步。我会从公寓去出版社，从出版社去某个图书馆。当然，还会去离我家几个街区的墓地。一天，我的姐姐劳拉从费城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她一直狂热地想改变我，而且不管那改变对我是好是坏。她只说了一句：95街西号。那时劳拉和她的妻子埃内亚住在费城。现在还住在那里。她们是很活跃、很能自洽的人。埃内亚是阿根廷人，在普林斯顿教书。劳拉和埃内亚参加了很多的团体和组织；她们是学院派；是左派、素食主义者。今年要去登乞力马扎罗山。

　　我套上我的灰色长袜和大口袋红色外套，出了公寓。我脖子上裹了一条男士丝巾，一刻不停地走到劳拉给我的地址。

　　坐标存在，却属于一栋想象中的房屋。它没有门、窗和楼梯，只有一扇砖墙，有人在上面画了一个窗框、一瓶花的轮廓、一只在栏杆上打瞌睡的猫、一个望向街道的女人。那是劳拉开的一个精明的玩笑，我晚些时候才明白。一个视觉错觉，比喻我在那座城市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仅有的活动范围就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楼上的厕所和中中跟宝宝女儿的房间之间，我不清楚劳拉知道了这个会说什么。但是劳拉不知道，我也不会和她说。

　　在回公寓的路上，我在一个教堂边的摊贩那里用一美元买了一部到年的北美诗集，又用十美元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那时我喜欢搬着家具在路上走。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那会儿我这么做时，会觉得自己是个有目的的人。回到公寓后，我把书架搁在了客厅唯一一面无窗的墙的正中央，又把新书放到了第一层上。我会不时打开书，选一首诗，抄在纸上。出门去出版社时，我会带着那张小纸片，好把诗句背下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祖科夫斯基、狄金森还有奥尔森。我那时有一个理论，也不知是不是我的，但它对我来说很有用。如果能为街道和地铁站台这样的公共空间赋予一些价值，在它们之中印上一些痕迹，它们便会逐渐变得宜居起来。如果每次从某条大街走过时我都背一段《帕特森》，那最终那条街听起来就会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街地铁站的入口是埃兹拉·庞德的：

　　在深处缓缓漂浮的不同光线里，

　　不！那儿什么都没有！最终，

　　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的。

　　但这就是你。[1]

　　[1]出自庞德诗作《一位女士的画像》（"PortraitduneFemme"）。

　　*

　　奶水、尿布、呕吐物和漾出的奶，咳嗽、鼻涕、大量的口水。现在的循环周期很短暂也很必要。不可能开始写作。宝宝女儿从她的宝宝椅上望向我：有时怀着不满，有时又饱含赞赏。也许还带着爱，如果我们在那个年纪有能力爱的话。她会发出一些将来在学说话时很难用在西班牙语里的音。瘪瘪的元音，发出意见的喉音。她会说一些拉斯·冯·提尔电影里的人物会说的东西。

　　*

　　我是在地铁里认识莫比的。即便那是事实，也并不真实，因为普通人，像我和莫比的普通人绝不会在地铁里相识。我本可以这样写：我是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认识莫比的。公园的长椅是任意一个公园的任意一把长椅。那样也许很好。也许，词句不包含或者几乎不包含任何内容是合理的。至少，它的内容应该是个变量。可以预见的是想象中的长椅是绿色木质的。所以做作一些的话，我应该写：莫比当时正坐在晨边公园一个有些破旧的白色水泥长椅上读报纸。当时是上午十点，公园空荡荡的，就像词语“公园”和“长椅”一样空。一个温和的驼背的园丁用剪刀修剪着树篱。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会在上午十点从东向西穿过公园。我会编谎话说：我在去做弥撒的路上。或者是去墓园，或者是去超市，也许它们都是一回事。也许，说我在其中一个水泥长椅上睡了一夜更好。

　　这样说有什么用呢，如果事实上：我是在地铁里认识莫比的。我当时正在读一本书，现在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书了——也许是《在哈得孙河畔》。他则在我身边翻一本有乔纳斯·梅卡斯电影剧照的迷人的书。我问他从哪儿弄到的那本书，他和我说他自己做的。他递给我一张印刷店的名片，那是他的印刷店，在城郊的一个小镇上。

　　*

　　当时，莫比拥有的大宅子位于一个荒无人烟的小镇，不过那儿离城市不太远，对于用清教徒方式生活的他来说还算惬意。那栋房子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莫比住在那儿，一个人。他会在煤油炉子上煮罐头里的汤，在印刷机旁随便扔着的行军床上睡觉。他的枕边书是桑塔亚纳[2]的传记。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之后会泡一杯绿茶，在印刷机旁工作到中午。他是自己决定要过那样的生活的，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有两种人：一种苟活着，另一种设计自己的生活。莫比属于后一种。进他家前，得换上某个样式的日本拖鞋。在那样的生活里、在对那种现实的过分美化——仿佛是为了让观众用镜头来观看——中，有些虚假的东西。总之，我当时在莫比电影化的生活里显得很疏离。所以我接受了绿茶，同意了莫比脱掉我的衣服，给我换上一件日式浴袍，而后再次脱掉它，我任他瘦骨嶙峋的手、他细瘦的鼻子、他的薄到几乎看不见的嘴唇在我的身体上游走。所以我裸着身子睡在了印刷机旁的行军床上，第二天早上跑着离开了那里。我那时习惯在身上带两串家里的钥匙——一串放在包里，另一串放在红色大衣的口袋里，万一包或大衣丢了，也好有个备份——在我离开前，我给莫比留了一串钥匙，压在一张写有我地址的字条上。

　　[2]乔治·桑塔亚纳（GeorgeSantayana，—），即豪尔赫·阿古斯丁·尼古拉斯·鲁伊斯·德·桑塔亚纳·伊·伯拉斯（JorgeAgustínNicolásRuizdeSantayanayBorrás），长居于美国的西班牙籍作家、哲学家。

　　*

　　一天晚上，我给空荡荡的公寓弄了一张书桌。不是买的。也不是偷的。我想我应该说是它找上的我。我当时正在一个满是吸烟者的酒吧里。整晚都在卷着香烟翻看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众墨西哥诗人朋友被译成英文的无聊至极的诗集——这儿附近也许该有个“因此”的，可是我却不太清楚到底该放在哪儿——同时在等达科塔，她当时在附近的一个酒吧唱最后一次现场。某一刻我从阅读中分了神，觉得有人正从外面看我。我透过窗子瞧见了马路上的达科塔，她正坐在什么东西上整理着长袜。她从远处挥手问候了我，做手势叫我出去。我付了钱。达科塔坐在一张旧书桌上，她的红色高跟鞋放在桌子的一边。

　　我给你找了一张书桌，她对我说。你好写你的东西。

　　我怎么拿啊？

　　咱们把它搬到你家。你看，我已经把高跟鞋给脱了。

　　一开始我们拖着它走，过了一会儿又尝试抬着桌角走，每个人负责一边。听起来真不可能完成：公寓在三十多个街区外。最后，我们钻到它底下，用头顶着，用手扶着。达科塔在余下的路上渐渐唱起了歌。我给她和声。我们的手上起了泡。

　　*

　　现在的白天，我只能趁宝宝女儿在我身旁午睡时写作。她学会了抓靠近自己的东西，所以会抓着我的右手睡。我会用左手写一小会儿。大写很难打出来。我试过两三次，想解放自己的手，让它轻轻地从她小小的指间溜走，好在键盘上努力再敲一行。她醒了，哭起来，满怀仇恨地看着我。我把手还给她，她便又爱我了。

　　*

　　为了用新书桌，我从出版社拿了一把椅子回公寓。没人用它，所以不可能有人注意到。当时它已经被扔在厕所好几个月了，除了可以在上面放一卷卫生纸外没有别的用途。它是浅色木头做的：瘦高、脆弱。我把它涂成了蓝色，以免哪天怀特去我家时认出它来。我把它放在新书桌前，给我的姐姐劳拉写了封信。我这样开始：

　　“我住在一座公园背面，在那里，孩子只是孩子，他们会打棒球。”

　　*

　　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翻星期一要带去出版社的书时，找到了一封诗人希尔韦托·欧文[3]写给哈维尔·比亚乌鲁蒂亚[4]的信。“我住在晨边大道63号。右窗上有个花盆，像盏灯。它上面画着圆形的绿色火焰……。”信属于《作品集》那一卷，欧文在信中列出了他在哈莱姆区租的一间卧室里的物品清单：书桌、画、植物、杂志、一架钢琴。他给比亚乌鲁蒂亚留的地址引起了我的兴趣：晨边大道63号。那儿离图书馆应该只有几个街区，距离我的公寓更近。我甚至没有读完信，便把我从一堆书里挑出的其余几本放下，登记了借阅，然后走上了街。

　　这个区在下午三点以后闻起来有盐味：非洲裔和拉美裔孩子从学校出来时流下的泪水和汗液：膝盖上的痂、毛衣袖口上的口水和鼻涕。一个身材宽得像凉亭的胖女孩正靠在晨边公园一棵大树的树干上专心画画。她一只手拿着一个鸡腿，不时咬一小口，或者说吮吸一下，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压着根绿色的蜡笔在画上涂抹。这时一个男孩出现在她身后，拿书包给了她膝盖窝一击——她胖胖的小膝盖弯了下去——又抢走了女孩的蜡笔。她吼了一声，扑向了他，操你妈：她用鸡腿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蛋，直到把他打倒在地。

　　我朝欧文的楼走了过去。之前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见过它很多次，但并不知道他曾住在那里。和那个街区的其他建筑类似，它也是一栋红砖楼，宽大的窗子朝向公园。我停在楼前时，一位老人正往楼里走，于是我跟着他进了门。我上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然后接着往上爬。老人在三层停下来，回过头冲我微笑，下午好，女士，下午好，先生，随后便进了一间公寓。我继续爬上四层和五层，一直爬到呼吸和楼梯都没有了。我从一扇门出去，爬到天台，随后关上了身后的门。我在一个满是阳光的角落点了一根烟，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但世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于是我开始读刚从图书馆里借出的书，希望得到某个抚慰心灵的预兆。什么都没发生：我继续读着，抽着烟，直到夜幕降临。几个小时后，我读完了书中的所有信件和《被征服的英仙座》这一整本诗集，抽完了我所有的烟，所以决定回家。我起身走向天台的门，同时也想找个地方处理一下那一把烟蒂。天台的一个角落里有盆植物，我走过去，准备把它们埋在里面。那儿有一摞报纸，像是有人捆起来要送去回收的，我坐上去，在花盆里挖了个小坑。那一刻我才发觉，那花盆，和欧文跟比亚乌鲁蒂亚描述的一样，像盏灯。花盆里的植物——也许是一棵小树吧——已经干了。那不可能是欧文在信里提到的花盆，但从某种方式上来说，它的确是个预兆，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预兆。我感到了婴儿在镜中确定自己存在时所感到的那种兴奋，这让我害怕。

　　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带走并不是我的风格。我只在某些时候这么做，并且只带某些东西。有时，也带挺多的东西。但当我看到欧文天台上的那棵死去的小树时，我感到自己必须得把它带回家，照顾它，至少在余下的冬日里照顾它。之后，也许当春天再次来临时，我可以把它还到那个天台去。天色渐晚。我抱着花盆走向了那扇门，准备回家。但那扇门没把手，我找不到打开它的方法。

　　[3]希尔韦托·欧文（GilbertoOwen，—），墨西哥诗人、作家、外交官。

　　[4]哈维尔·比亚乌鲁蒂亚（XavierVillaurrutia，—），墨西哥作家，与希尔韦托·欧文、萨尔瓦多·诺沃等人组成了文学团体“当代人”（LosContemporáneos），并创建了《当代》（Contemporáneos）杂志。

　　我在索尔·贝娄的一本书中读到过，生与死的区别只在于出发点：活着的人从中心向外看，死了的人从边缘向某种中心看。也许我那晚我被冻住了，也许那晚我死于体温过低。不管怎样，那是我不得不和希尔韦托的鬼魂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从那时起，另一个可能的生命住进了我，我开始以这种方式存在，那生命不是我的，但是只需想象一下，我便会全然浸入其中。我开始从外向里看，从某一部分向虚无的部分看。甚至现在也会这样，我的丈夫在睡觉，宝宝女儿和中中在睡觉，我也可以睡觉，但没有睡，因为有时我感觉，我的床不是我的床，我的手也不是我的手。我把大衣的扣子一直系到脖子。我用被太阳晒过的报纸在钢筋混凝土上铺成一个充满消息的、能稍稍保护我的席子。在把手埋入深深的口袋之前，我把书放进书包，做了一个枕头。我把花盆放在我的脚下，面朝上躺在了地上。

　　清晨，我走到天台边缘坐了下来，期待着什么人从楼里出来。我的手已经青了，嘴唇也裂了。上午九点左右——太阳开始温暖我的背——一个女孩推着车出了楼。我在上面喊她。女孩转过头问候了我。是之前那天我看到的拿绿色蜡笔的胖女孩。我哀求她，承诺如果她帮忙的话，作为报答，我会给她甜点、蜡笔和鸡腿。她把自行车靠在了楼前的楼梯上，进入了楼内。她爬得很慢，将我垂死的时间又拉长了一些。我想象她去找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祖父母，所有楼内的居民都会上来对我严加逼问，我得解释，我能和他们说什么？说我迷了路，我在打扫天台，我是墨西哥人，我是翻译，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女士，或许我在星期六的早晨被困在天台这件事没什么好奇怪的。天台的门，一片极薄的金属薄片，开始轻轻地颤了起来，可能是那女孩弱小的手在晃它。突然它开了。

　　怎么了，邻居？

　　我一大早上来浇花，被锁住了。

　　我妈妈不让我们上来，她说上面有鬼魂。

　　她说得有道理。

　　你是鬼魂吗？

　　不是，鬼魂是不存在的。

　　你要对那棵枯树做什么。

　　我要带它看医生。

　　我抱着花盆跟着她走了出去。我们慢慢地下了楼梯。外面，一堆小胖子已经在等了。我把花盆放在地上，我们握了握手道别，但我握得不太好。

　　你叫什么？我问她。

　　多拉，但是他们叫我多。

　　我又抱起花盆。其他的孩子看着我抱着那棵死树走过去。他们笑起来，大肆嘲讽：孩子与生俱来的残忍在胖孩子身上显得更厉害。我穿过公园，多远远地冲我喊：

　　树的医生也是不存在的。

　　选自《没有重量的人》，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1

南窗下

厚重

兼容

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