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基督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自由价值观对经济制度的形成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对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也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它需要近代科学、先进生产力、自由的人以及自由价值观等综合因素的整合才能形成，而只有基督教世界才能提供这一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14至30节举了一个鼓励赚钱的例子，说明耶稣支持并鼓励创造财富和经济自由。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类经常是一有钱就“眼高心傲”，敬虔的心就会消退，仿佛金钱上真有魔鬼在盘踞。在早期教会，因为寻找不到解决方法，教士们不得不曲解金钱是阻碍人们与神亲近的障碍，为避免人类为物质方面的追求而犯罪，刻意贬低金钱的价值和作用。譬如，中世纪著名的修士法兰西斯不断提到钱财如粪土，应该逃避钱财就像逃避魔鬼一样。事实上，耶稣从未排斥过金钱的作用，只是担心真理的空间被贪欲挤占，才叫人舍弃金钱。正如经上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马可福音4：19）因此基督在乎的不是外在的财富，而是人们内心对财富的态度，正如追求利润不是罪，而独占或多占利润就是罪一样。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教会对金钱的保守观念基本上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与当时生产力落后的小农经济基本保持协调。但到中世纪晚期，随着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新大陆的发现，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以及自由价值观的普及，教会保守的金钱观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提供给人类更丰富、更有选择性、更富尊严的物质生活，而受基督教自由价值观念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并进而更好地去服务人群。在这种形势下，早期自由市场经济出现了，但要形成一种主流经济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配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带动下，基督教的金钱观随着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而得到了更新。人们不再认为追求财富有错，因为“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希望人们过上物质丰盛的生活，工作是响应上帝的呼召（天职）。但是这个过程是在基督教理性主义的监督下小心翼翼地进行的。现实生活中人一有钱就很容易悖逆，即使是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担心闸门一开，贪婪之心泛滥。他公开指责投机、垄断、收受利息和放款收租金等行为。他认为赚钱的原则不应该是“我可以尽可能以高价出卖我的货物”，而应该是“我可以照应得的高价出卖我的货物”。[1]实际上，就是要人应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他甚至认定，一个基督徒赚得愈少，就愈圣洁、愈基督化。在此，加尔文作出了与马丁·路德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上帝在永久以前已经自由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将人类分为选民和弃民，选民将永远是选民，而弃民将永远是弃民，无论什么行为，什么人，甚至连上帝自己也不可能改变这种身份。如何来分别选民和弃民的标准是信仰，但必须是“有效的信仰”，有结果的信仰，能够证明的信仰。如何证明则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身享乐而进行的勤奋的劳作、节俭、努力增加财富等行为，这些行为的唯一动机是增加上帝的荣耀，也是作为选民的一种天职。马丁·路德与加尔文虽就创造财富的方法上认识有不同，但就人们应当努力工作和创造财富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在意识形态里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如何解决马丁·路德所担心的问题呢？如何才能使既有钱又敬虔这一人类次终极目标得以实现呢？加尔文对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了属世的禁欲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要把以往修道院里的禁欲主义搬到俗世中来，将信仰中的敬虔落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中，每一个人心中时刻都要存在荣耀神的信念，坚决排斥来自物质享受的诱惑。这种理论的实践者就是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这些清教徒过着世俗禁欲的生活，他们否定自身快乐，但把努力工作、储蓄和节俭视为通向未来繁荣和富裕的途径，他们认为繁荣和富裕是神祝福和拣选的表征。伴随这种经济观念，资本主义经济正式诞生了，这种受神祝福的经济模式从它一开始诞生就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宗教理论的变革给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实践中，很多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存在的经济问题大量出现，考验着人类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格拉斯哥大学基督教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自由市场”概念，他认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在《国富论》中他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如劳动分工、货币问题、价值问题、分配问题以及税赋问题等等。由于《国富论》几乎涉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问题，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依据，被后世誉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经典。亚当?斯密是一位基督教道德哲学教授，他当然不会忽视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国富论》关于“自由市场”概念充分反映了基督教的自由价值观，书中提到的那双“看不见的手”，从属世的角度看自然会认为是根据人的需要而由自由市场进行了资源配置，但若从属灵的角度看，则是神的大能在做工，因为“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福音10：30）在写作《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还写过另一部经典《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可以视为创作《国富论》的精神前奏。书中虽然很少提及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教义却在字里行间闪烁，慈悲、怜悯、仁慈、宽容等等基督教文化中特有的词语被大量使用。正如他认为神是博爱的化身，“伟大、仁慈以及智慧的神直接关怀和保护着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无论最卑贱的还是最高贵的。”[2]而人又有神的影子，“在神的天性中，仁慈或爱是行为的唯一原则……人类内心的至善至美和各种美德……都存在于充满着影响神的一切行为的那种仁慈和爱的相同原则之中。”[3]如果说亚当?斯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则从宗教道德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与基督教伦理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在其所著《基督徒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马克斯·韦伯开篇就指出“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高级技工中，特别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一部分。”[4]由此深入研究新教徒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紧密关系，并从中得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而“天职”的观念来自于新教把工作视为侍奉上帝的呼召，在这里，这种“天职”观被赚取金钱形象化了。新教徒赚钱是按照自制、自省、勤奋、尽职、合理地劳动来积累财富，他们创造并利用会计制度，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它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并弥漫于近代欧洲。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兴起了资本主义经济。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产生轨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基督教自由价值观——新教伦理（天职观）——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从这条轨迹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是基督教自由价值观应用于经济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副产品。”[5]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过程不仅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更是基督教自由价值观的嬗变过程。验证这条轨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产生于受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欧洲，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从这里延伸出去的。在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

，我们也可以隐约地发现这条轨迹。纪录片告诉人们，欧洲小国葡萄牙为获取香料而计划打通通往东方的航路。但是为打通这条新航路立下汗马功劳的恩里克王子，“这位终身未婚，在萨格里什苦修了45年的圣徒”[6]怎么可能只想着香料而忘记了为基督传播福音的使命呢？接下来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将基督十字架留在了他曾涉足的每一个岛屿作为标记，而且他把第一座发现的岛屿哥伦布将第一座发现的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神圣的救主）。”[7]

哥伦布将第一座发现的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

十七世纪的荷兰能成为“海上马车夫”源自对“契约神圣”原则的坚守。《大国崛起》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名叫巴伦支的船长带领船队为开辟一条北方新航路，被冰封的海面冻住长达八个月之久。在这八个月中，他们拆甲板烧火取暖，通过打猎获取食物和衣服。在恶劣的险境中，十八个人中死去了八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丝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货物中就有他们需要的药品和衣服。荷兰商人用他们的生命作代价，信守了“契约神圣”精神，这种契约精神为荷兰带来了世界市场。[8]另外，荷兰也是当时对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很多受各国迫害的新教徒都汇集于此。这正应验了基督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5：6）继之而起的英国正是清教徒的大本营，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对信仰新教的英国发动了战争。此时的英国国力尚弱，但是却以弱胜强，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并在“光荣革命”中请来荷兰统治者威廉三世作为自己的国王，成功地继荷兰之后接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接力棒，此后在掀起工业革命的同时也成为基督教全球传播的主力。作为英属殖民地的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在它的建国大纲《独立宣言》中清楚地体现了美国的建国理念和宗教信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以爱迪生为代表的发明家大力开发和应用电力，使电力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能源，由电力使用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达到顶峰。虽然美国依靠其发达的经济和高科技成为世界第一的强国，但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基督教色彩最浓的国家，并以其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潮流。剖析上述现象可以发现，这些表面看是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其实在经济活动的掩盖下隐藏着一条潜台词，“神藉着人类趋利的心理将基督的福音传遍了整个世界”，印证着经上的话“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以赛亚书42：1）“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还展现了加尔文主义和清教徒精神挑战属世诱惑的属灵决心，但是这种面对金钱和享乐诱惑的考验，是以将神作为绝对信仰为后盾，这种时时刻刻警醒自守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在初期第一代、第二代人的身上或许可以适用，但是在以后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就很难延续了。马丁·路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千百年来人类的谋利行为经常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金钱使灵魂变得生硬，连上帝的话也听不进去。正如经上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提摩太后书3：2）。这实际又回到基督教关于“管家”的理论，人应该是金钱的管家而不是奴隶。正如奥古斯丁所说，“金银属于那些懂得使用金银的人，……一个人只有在正当地使用某物时，才可以说是拥有它。”[9]想要管好金钱首先是管好自己，而能否管好自己取决于对真理的信仰程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人类依靠自身很难管好自己，对权力如此对金钱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和经济繁荣时，人类开始为“自己的能力”所陶醉。各种学说、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基督信仰反而被逐渐疏远了。失去了基督信仰也失去了资本主义精神，自制、守诚、勤奋、节俭等品德被剥削、压迫、奢靡、浪费等罪性所取代。自我崇拜代替了基督信仰，人类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人，只相信自己。金钱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信仰状态下，人成了赚钱的机器，拼命地想擭取金钱，成为金钱的主人，实际上却沦为金钱的奴隶。人类沦为金钱奴隶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视生命如草芥；一些资本家为减少损失，宁肯将牛奶倒掉或将商品烧掉也不愿卖给贫穷的人们；一些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利润生产有毒有害商品，致他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更有些资本家为发战争财，鼓动政府发动战争。这些人拼命赚钱的同时，生命却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来拯救这些罪人，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现实生活中，很多资本家都能在基督福音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有些资本家生意失败后也能在基督的教诲中寻得安慰，重获信心。基督教的经济观念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它对人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支持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些理想的基督徒将属灵的平等与属世的平等混淆，想要通过限制人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来实现理想天国里的共有制，如清教徒最初移民美洲时在詹姆斯敦、普利茅斯等地建立的殖民地，他们试图把基督教与共有制等同起来，实行“公共仓库”制度。由于对人类罪性估计不足，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信仰和抵御诱惑的意志力不断受到人类罪性的考验，伴随着属灵意识的兴起和衰落，世界经济也潮起潮落。然而上帝总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拯救，有时是以经济危机的方式，有时是以自然灾害的方式，甚至有时是以战争的方式，但更多时候使用的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六）慈善事业有学者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两个社会的人都极为缺乏人类基本的同情心，他们时常将年老体弱的人、孤苦伶仃的人、病人以及垂死的人致于无人理睬的境地，任其自生自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因为疾病不能再工作的穷人（通常是奴隶）应当让他死去。古罗马哲学家普劳图斯认为：“给行乞的人饮食，是在坑害他；你丢失了你所给的，延长了他的生命，使他更遭罪。”[1]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瘟疫中，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是将伤员和病人弃之不顾，逃之夭夭。再回想一下他们观赏角斗场里人与人，人与兽之间血淋淋地厮杀时所表现出的狂热，就能深切体会到他们是何等的残忍和冷酷。在基督来临之前的世界，犹如西伯利亚冰冷的苔原，相当地酷寒和荒凉。然而当耶稣基督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21：5）基督福音使人类对生命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初，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马太福音25：35－36）“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25：40）耶稣基督的这些话以及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0：30－37）都告诉了基督徒为何行善及如何去行善，因此基督教的慈善行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的使命。虽然，起初加入教会可能会意味着受逼迫、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但是加入教会，照料病人和生命垂危的人，帮助困难的人，营救弃儿等自觉自愿的事却经常发生。如果说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那么为什么基督徒的行为却是趋害避利。为什么人性在此无法讲通？因为基督徒相信神是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创世纪1：27），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影子，通过人就能看见神。每一个人都是兄弟姐妹，通过“彼此相爱”就能彰显人类身上的神性，进而获得永生。正如耶稣曾对一位追求永生的年轻人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耶稣基督将天国的福音直白地告诉世人，既要爱神，且要彼此相爱（马太福音22：37-39）。耶稣更提醒那些贪恋世俗世界物质财富的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15）可以说基督教的慈善事业正是肇始于耶稣对世人的启示。遵照耶稣的教导，基督徒关心穷人、病人、奴隶、寡妇和孤儿，探访因信仰而坐监或被判处死刑的弟兄，救助饥荒、地震和战争期间的难民。他们不分信教的或不信教的都予以尽可能的帮助。就连仇视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朱利安也哀叹：“通过向陌生人提供爱心服务，通过关心亡者的葬礼，无神论（罗马人将基督徒视为无神论者，因为基督教敬拜的上帝没有具体形象）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没有一个犹太人是乞丐，无神的加利利人不仅仅关心他们中的穷人，而且也关心我们中的穷人，而属于我们的人在寻求我们应当提供给他们的帮助时，却一无所获，这太不像话了。”[2]基督教的慈善事业经历不同时期时高时低地延续到今天，即使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时期，基督教大部分教会及修士们依然乐善好施，他们自身过着朴素的生活，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社区里的穷人，尤其是孤儿、寡妇和老人身上。成立于公元年的法国克吕尼修道院在其成立敕书中有一段写道：“凡属于这院的修道士，从现在到将来，每天对贫穷缺乏的人，皆当乘机，尽本修道院的力量，热心的，实行几种怜悯的事情。”[3]基督教会内部虽然僵化腐朽，但基督教义一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依然保留，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担负教会重要职责的主教、神父们皆遵守一条普通的规则，即以教会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接济贫穷的人。基督教会不仅对穷人提供帮助，对病人和陌生的客旅也尽可能地予以帮助。成立于公元6世纪的意大利本尼迪克修会在其《规矩》第三十六章中写道，“最重要我们应当小心照顾病患者，如同我们照顾耶稣一样，因他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马太福音25：36）；又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25：40）”[4]该《规矩》第五十三章写道，“论接待远客，凡来修道院的外地人，修道士们都应当托耶稣的名受纳他们，因他说‘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马太福音25：35）……住持宜拿水给客人洗手，院中所有之人俱当同客人洗脚。……对穷苦的和出外的，宜特别的敬重，因为接待他，即是接待耶稣。”[5]

中世纪世俗化教会虽然曲解了基督教义，但是慈善精神却得以延续，正如历史学家莱基在他的《欧洲道德史》中写道：“整个最黑暗的期间……在残暴、盲信和残忍中，我们仍可以追踪到天主教慈善事业具征服性的影响。”历代以来，许多修士顺从基督的呼召，用尽所有去赒济穷人，法兰西斯（又称方济各）

法兰西斯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他二十六岁时的一天，法兰西斯突然决定去与当地最贫穷的人在一起，他来到乞丐们中间，把他所有的财产甚至身上的衣服分给他们，当他几乎赤裸的时候，他却说：“从此时起，我只有一位父亲，就是创造、供养及关爱万物的天父。”法兰西斯和那些追寻他脚踪的人，为了宣扬福音真理，一生立誓贫穷却积极行善，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喜乐。他们的行为印证了“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箴言14：21），升华了人类身体中的神性，彰显了“爱人就是爱神”的基督理念。许多人一生拼命地争权夺利，只把世界当作巧取豪夺的场所，却忽视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神性，虽然擭取了权力或得到了金钱，但却泯灭了良知，丧失了自己，阻断了回归天家的路。还有些人努力地追求基督之道，但是却忽视慈爱之心，对身边的世界麻木不仁，甚至认为行善并不能减轻自身的罪孽。布永康牧师在《复兴烈焰》中说起这些人，“有些人只会往内看，永远只是在省察自己的灵魂，想得很多，可惜做的太少。”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世人，先“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善功不会使人变义，”马丁·路德说：“但一个义人会做善功。”[6]在基督教会与修士们宣扬和传播基督慈善精神的同时，基督徒个人的慈善行为也一直在进行中，无论是普通民众，官绅还是国王王后都积极参与其中，整个世界因此而发生了无数奇妙的事情。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救济所以及盲聋哑学校等慈善机构纷纷创立，每一个人、每一个小群体都构成了一只细流，医院探望病人，提供衣食给穷苦的人，帮助破碎家庭中的小孩，关爱无助的孤寡老人。这一只只细流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构成欧洲各国慈善事业的主流。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救济所以及盲聋哑学校建立起来，并涌现出乔治·穆勒、南丁格尔、亨利·杜南等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慈善家。同时，以威尔伯福斯、沙夫茨伯里等人为代表的基督徒为废除奴隶制度、童工制度、贵族制度等不平等制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慈善事业随着基督教传遍了世界，当今著名的基督教慈善组织如特蕾莎修女创建的仁爱修女会，卜威廉将军创办的救世军，还有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宣明会等慈善机构活跃在各种慈善事业中。自传教士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以来，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盲聋哑学校以及赈灾会等慈善机构从无到有，从沿海到内陆，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形成（详见下文）。在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影响下，进入20世纪后，国家的福利制度逐渐取代了教会大部分的慈善工作。罗伯特·威尔说的好：“先在西方发展，最近也在东方发展起来的（国家）社会福利的整个理念，当归功于基督教的贡献，而且深受基督教的影响。”[7]现代国家的福利制度主要渊源于基督教多少世纪以来的慈善行为，但是两者却有本质区别。首先，基督教的慈善行为是无私的，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而国家福利制度带有互惠性的目的，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正是国家的福利制度来自强制性税收使二者之间有了最本质区别；其次，基督徒的慈善活动建立于人与人直接交流的基础上，它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它支持了酗酒，或者使一个人懒惰，那就违背了慈善行为的初衷。基督徒的慈善行为真正使受助者感受到神的爱，并对神的恩典充满感激。国家福利制度只是将纳税人的钱转交给受助人，请留意这是多么非人性化。在给的当中没有爱，在接受的当中没有感激。本来应该使穷人和富人更紧密的，只能使得他们彼此憎恨；第三，国家福利制度违背奖勤罚懒原则，“不加分辨的慈善是一种社会恶习，它不能让穷人意识到他们的责任，认真去找工作。”甚至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地区助长了欺骗行为的发生；第四，一些政客打扮成国家福利制度的支持者来捞取政治资本，使这种制度成为谋利的工具。帮助他人但凡有自己目的的就不是爱，而是交易。正如耶稣所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马太福音6:2）。好撒玛利亚人

好撒玛利亚人

帮助人不是迫不得已或有利可图，而是因为有一颗慈心。那才是真正的“博爱”，而政府的福利制度却不是。在基督教世俗化的同时，慈善事业也在日渐世俗化。许多慈善组织不明白慈善事业的根源来自于基督福音的启示，其运作及受惠皆来自于基督教教义和世界观。他们断章取义地从基督教世界观中汲取一部分内容，以为慈善行为只是满足人类的同情心或者为社会做贡献。事实上，慈善事业的本质是“通过服务人来实现荣耀神”，正如特蕾莎修女所说：“今天神差遣了我们，如同祂差遣了耶稣，来到世上向世人显明那份爱。我们应该为此牺牲以显明那份爱，正如耶稣为救赎人类，而作了最大的牺牲一样。”